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提起莫言总会让人想到两个词,一个是天赋异禀,一个是极富争议。所谓天赋异禀主要是指他惊人的创作力和狂狷恣肆、泥沙俱下、天马行空的叙事语言。其长篇名作《丰乳肥臀》长达58万字,豆瓣评分8.1;《生死疲劳》长达49万字,豆瓣评分8.5。两部作品皆属于情节千头万绪,思想厚重深沉的严肃文学,然而令人震惊的是,莫言分别仅用了83天与43天就完成了它们,不可不谓之为天才。

天才总是伴随着争议,莫言对于争议常常保持“莫言”。现实莫言与文学莫言有着云泥之别,正如他的自我调侃:“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自《透明的红萝卜》始(1985年),其小说一改早期的清新审美风格,越发显露出藏污纳垢、惊世骇俗、奇思异想、屎尿横流的特点,这也为他带了诸多非议。然而从相对宏观与客观的角度来看,其作品的所指并不在于偶然浮现于字里行间的“重口味”,而是指向了生命的异化与悲情,人类与动物都不能幸免。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1)
莫言与电影的结缘始于1987年,其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并一举获得了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首部获得此奖的亚洲电影,一时风光无限。90年代莫言又为张艺谋量身打造了中篇小说《白棉花》,由于创作的目的性过强,该小说的文学性差强人意,张艺谋没有看中,后来该小说被导演李幼乔于2000年改编成了同名电影,上映后反响平平。2000年张艺谋再次与莫言合作,其电影《幸福时光》改编自莫言创作于90年代末期的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然而这次改编并不令莫言满意,他认为张艺谋将其小说中有价值的东西都舍弃了。2003年霍建起将莫言创作于1985年的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成了电影《暖》,该片荣获第1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在国内也获得了华表奖、金鸡奖等重要奖项。莫言也参与了改编工作,并在首次观影时流下了感动的眼泪,由此可见,他对这次改编整体上还是肯定的。鉴于篇幅有限,本文主要以电影《红高粱》为例,简单分析一下莫言小说在改编成大众电影时的叙事转化策略。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2)
一、超伦理叙事到伦理叙事的转化

《红高粱家族》与此前的长篇小说相比最重要的是树立起了生命哲学与人类学的标杆。人类学方法最根本的一点,是它对此前作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的伦理学视阈的超越。这对于当代文学突破长期以来的社会学与阶级论观念的拘囿和价值困境,无疑是最直接和有效的路径。”

在上述观念的引领之下,莫言建构了高密东北乡这一重要的文学空间,这里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在这一空间下的我爷爷既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又是英勇抗日的英雄,既对我奶奶一见钟情,又痴迷于恋儿的青春;这里的女性也是一面忠贞,一面风流,一面善良,一面冷酷,他们在“三座大山”压抑的风火岁月里也要努力活出个“风风火火”的样子来。小说中奶奶临死前的独白,无疑是隐含作者思想的一次直接流露。

(小说原文)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也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哪……

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对原著中的人物进行了提纯,去除了我爷爷的土匪身份。在影片中余占鳌没有杀过人,至于他是否是杀死李大头的凶手,电影也没有做直接的交代,而是借孙子的旁白进行了一次局外人的猜测。对我奶奶的人物形象做了纯情化处理,删掉了我奶奶与罗汉大爷的暧昧情节。而且还将罗汉大爷塑造为一名坚毅的共产党。这样的改编诚然使电影更加符合大众审美和道德伦理,降低了电影审查的风险,但无疑消减了原著在生命哲学与人类学上的突破意义,降低了原著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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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情叙事到爱情叙事的转化

《红高粱家族》包括五个章节,分别是《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贯穿小说的叙事主线是我爷爷余占鳌带着我父亲豆官以及众兄弟们于苦难中顽强抗日的故事。小说呈现了以民间文化、生命意志、酒神精神为核心的创作特点,但实际上作者又何尝不是借“酒神精神”的酒杯浇苦难人生的块垒。酒神精神的概念源于尼采的重要著作《悲剧的诞生》,尼采对其的早期解释是指“从个人的痛苦和毁灭中获得与宇宙生命本体相融合的悲剧性陶醉”[2],后来指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中获得悲剧性的超越。由此可见,承认人生的苦难与悲剧是酒神精神提出的前提。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4)
在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版图上,莫言以泥沙俱下、一泻千里的狂欢叙事方式言说着人生的悲剧意义与民族的苦难历史。在抗日战争、土匪斗争、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时代背景下,灾祸与苦难频繁地敲打着生命无常的大门。在《红高粱家族》倒叙插叙的叙述方式下,读者更能够感受到美好被瞬间毁灭的悲剧性。我奶奶32岁的纵情生命在机枪地扫射下魂飞天外,我二奶奶年轻美好的身体在日军地奸污下香消玉殒,我外公外婆一出场就被日本人打死,我三岁的小舅舅死于枯井,我母亲则在枯井里垂死挣扎…他们即是我的祖辈父辈,也是高密东北乡农民们的缩影,他们在水深火热中煎熬着、坚韧着。

上文中提到的苦难与死亡只是小说悲情叙事的一个部分,另一部分则是“‘降幂排列’的家族谱系。中国传统的书写‘家族历史’的小说,历来是以表现溃败和离散为结局的,《红高粱家族》也表现出了这样的结构思想。”[3]体现出了悲剧性的诗意特征。

在电影《红高粱》中,张艺谋删掉了原著中的抗日主线,将创作的视野缩小到了我奶奶与我爷爷的爱情叙事上。影片主要是通过三个意象去表现我爷爷与我奶奶之间冲破封建婚姻的爱情。第一个意象是奶奶的三寸金莲,在原著中奶奶的小脚是对封建社会下女人缠足的控诉,然而到了电影中则成了奶奶与爷爷在颠轿时就暗通款曲的“欲望道具”。奶奶用小脚将轿子的帘子踢开,主观镜头中是爷爷黝黑健硕的肩背,然后镜头切到了奶奶的特写,她的表情中透露了一个即将会嫁给麻风病老人的少女心事与身体欲望。经历假秃三炮劫轿事件后,我爷爷与我奶奶看见彼此并进一步明确了心意,然后我爷爷在轿子外握住了我奶奶的小脚,这一幕预告了三天后高粱地里的野合。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5)
高粱地是电影中爱情叙事的第二个意象,这片茂盛的野高粱在荒芜的黄土地上野蛮生长,象征了“自然生命力的蓬勃张扬远胜于正统的道德训诫。”[4]在高粱地里我爷爷与我奶奶实现了情欲的满足,在“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呀头”的高亢歌声中,情欲与情感走向融合。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6)
月亮门是第三个意象,喜欢或想要占有我奶奶的男人都想走进月亮门或是在月亮门下停留,我爷爷、罗汉大爷莫不如是,甚至是想占有奶奶的秃三炮也曾经带着土匪闯进过月亮门。因此月亮门的意象丰富了电影中的爱情叙事,赋予了电影情景交融的艺术特点。
电影《红高粱》可以看出来莫言大师在小说改编电影的叙事创作中采用的策略 (7)
电影《红高粱》爱情叙事的升华是罗汉大爷被日本人剥皮后,我奶奶说:“是男人就给罗汉大爷报仇”,与罗汉大爷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我爷爷,为了向我奶奶证明决定与伙计们为罗汉大爷报仇。这样的情节安排给观众的感觉是我爷爷之所以去抗日报仇是因为我爷爷爱我奶奶,而我奶奶之所以要为罗汉大爷报仇,是因为罗汉大爷曾经对我奶奶一片忠心。

显然以爱情叙事为主导的《红高粱》是电影在商业上成功的重要因素,但这样的改编无疑也消解了莫言原著中的悲情色彩和对生命苦难的悲悯关怀。换句话说这样的叙事转化策略固然是一种与电影艺术特性相契合的改编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莫言小说在改编成电影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出现了对原著思想厚度与深度的降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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